《唐诗三百首》收录的诗中为何杜甫的诗最多呢?

  1763年清乾隆二十八年 , 蘅塘退士无锡人孙洙和夫人徐玉兰完成了《唐诗三百首》 的编选。唐诗,一般泛指创作于唐朝诗人的诗。唐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,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,据统计,唐诗约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。

  而《唐诗三百首》是一部流传很广的唐诗选集,其选诗范围相当广泛,收录了77家诗,共311首,在数量以杜甫诗数多,有38首、王维诗29首、李白诗27首、李商隐诗22首。是仿《诗经》三百篇之作。

  那么蘅塘退士孙洙和徐玉兰夫妻俩为什么要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呢?

  历朝编选的唐诗选本已有数百种之多。一般认为,蘅塘退士孙洙编选《唐诗三百首》的原因是不满当时流行的儿童家塾课本《千家诗》的“随手掇拾, 工拙莫辨, 且止五七律绝二体, 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”的“殊乖体制”。

  若加考察, 更深层的原因, 乃是乾隆年间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。明代与清初的科举考试, 最重要的内容是八股文。乾隆皇帝即位后, 发现八股文徒托空言, 千人一面, 并且有“墨卷房行, 辗转抄袭”之弊, 经过反复论争, 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 (1757) 的春天, 饬令罢考论、表等文, 改试五言排律诗一首, 形式与唐代省试诗相似, 这就是试帖诗。其不同之处在于, 唐代考官可依己意出题, 清代命题则须根据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内容, 这在客观上反而提高了士子文史知识的修养。为适应科考的需要, 这时出现了多种唐诗选本, 较好的要推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集》。但此书选诗近两千首, 做研读唐诗的入门书, 份量太大。孙氏进士出身, 当过教谕、省闱同考官, 其时又任江宁府教授, 深谙诗家三昧及范本的重要, 故是书编选带有陶冶情操和普及文化的意味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一问世, 就出现了“风行海内, 几至家置一编”的局面。

  《唐诗三百首》收录了77家诗,共311首,在数量以杜甫诗数多,有38首、王维诗29首、李白诗27首、李商隐诗22首。在四万余首的唐诗中为何选这些诗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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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八选录了郑畋的七绝《马嵬坡》, 蘅塘退士孙洙在旁批中说:“唐人马嵬诗极多, 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, 故录之。”可见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乃是他选诗的宗旨。

  “温柔敦厚”一语出自《礼记·经解》:“温柔敦厚, 诗教也……其为人也, 温柔敦厚而不是愚, 则深于诗教者也。”这是在“诗三百”影响下, 对学诗者人格精神的表述。温柔敦厚作为诗歌的一种创作原则, 则应追溯至《论语·八佾》的《关雎》“乐而不淫, 哀而不伤”的论述。在《诗大序》里则把这一观点引申为“上以风化下, 下以风刺上, 主文而谲谏”了。唐人孔颖达在《礼记正义》中进一步疏解说:“温柔敦厚, 诗教者也。温, 谓颜色温润;柔, 谓性情和柔。诗依违讽谏, 不指切事情, 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。”可见, 作为诗教, “温柔敦厚”或“主文而谲谏”主要是一种道德伦理原则, 是儒家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。诗可以怨, 但“怨而不怒”, 在针砭时弊、规讽统治者时, 必须“发乎情, 止乎礼义”, 运用委婉曲折的方式, 寄托自己的忠心。然而“温柔敦厚”又包含着特殊的审美要求, 即“主文而谲谏”的艺术原则。这一原则, 若依刘勰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篇解释, 则强调以比兴的艺术方法, 达到委曲讽谏的目的, 从而获得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效果。

  蘅塘退士孙洙恪守儒家诗教, 以“温柔敦厚”为选诗的原则, 具体表现为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, 认为诗歌既要反映现实人生, 又必须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。《唐》十分推崇“诗圣”杜甫, 选诗以杜甫为最多, 就因为他的诗歌表现出忠君爱国的热忱, 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精神。杜甫以严肃的写实精神, 对黑暗政治和统治集团腐败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, 抒发了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忧愤之情。

  首先是揭露政治的黑暗和批判统治集团腐败的诗歌。这类诗有《丽人行》、《兵车行》等数篇。在《丽人行》中, 杜甫以清丽而含蓄的笔墨画出一幅仕女行乐图, 讽刺了杨氏兄妹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, 曲折地反映了唐玄宗的昏庸和腐败。诚如浦起龙所评说的那样:“无一刺讥语, 描摹处语语刺讥;无一慨叹声, 点逗处声声慨叹。”

  其次是忧国伤时之作。儒家的人生哲学是“穷则独善其身, 达则兼济天下”, 杜甫则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, 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, 忧国伤时构成了他诗歌的主旋律。安史之乱时期, 杜甫感念国家的安危, 人民的流离漂泊, 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篇, 如名篇《春望》, 将家人的别离与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, 真切地反映出特定时代、特定环境下人们的心理, 深化了忧国伤时的感情。

  最后是表现人间至情的诗。“仁者, 爱人”是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。《唐诗三百首》选录了杜甫一些表现人间至性至情的诗。蘅塘退士孙洙对《月夜忆舍弟》一诗的评语是:“录少陵律诗止 (只) 就其纲常伦纪间, 至性至情流露之语, 可以感发而使学者得其性情之正, 庶几养正之义云。”这里说的“纲常伦纪”、“至性至情”、“性情之正”云云, 揭示了蘅塘退士孙洙的文艺道德思想。这类诗如《月夜》, 从“何时倚虚幌, 双照泪痕干”的对未来团圆之夜的期待中, 透露出杜甫对家人的一片深情。《梦李白》二首, 通过梦境抒发了对李白的思念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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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,《唐诗三百首》所选杜诗虽多为忧国忧民之作, 然直接反映民生疾苦的只有《兵车行》, 名篇如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无一入选。因为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, 对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;另一方面又要求人民忍辱负重、忠君爱国。从思想内容来看, 它们并没有违背诗教原则。但杜甫这些诗以“述情切事为快”, 自然就背离了温柔敦厚的选诗宗旨。白居易的讽谕诗如《卖炭翁》等因“其辞质而径……其言直而切”, 过于直露, 也同样未予选录, 显示了孙洙选诗宗旨的某些局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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